以书院为镜：探寻乡村和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振兴的新路径

传统书院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载体，从古代到近现代，始终发挥着文化传承、开启民智等重要作用，是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入农村和民族地区的高端文化教育机构和平台。在“城镇化”不断发展和乡村人口“空心化”问题逐步凸显的今天，挖掘传统书院文化可以为促进乡村和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提供助力。

中国古代的传统书院发展

中国最早的书院，出现在中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和此前的学校不同，在书院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已形成了更好的办学和求学条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唐宋两朝数百年的“崇文”风尚和科举取士等制度的发展，社会学习需求有了巨大增长，造纸术、印刷术和图书事业也越来越发达，为书院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多方面支持。

在书院出现之前，乡村和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仅有少量属于传统小学（是在孩子成人之前，教授六艺，希望他们达到“成人”水平的教育）的机构作为支撑，且都属于民间办学。而所有官办的学校都集中于县城，一些城市的官办学校还时常因各种原因无法延续，有限的教育资源被统治者牢牢把握，广大民众没有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相比较而言，书院属于“小学”以上水平的高端学校，其办学原则、方法、标准、考核等，都是参照传统大学（是古人成人以后接受的教育，具有专业性、争议性、未知性等特点，也有较大的创新、探索空间，不局限于规定年限毕业或取得文凭，重视学生学、问、思、辨、行等综合能力的提升，以及“止于至善”的终身发展目标）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基本依据是《礼记》中的《大学》和《学记》，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

书院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非正规和非官方。正规的学校属于官学，办学成本高，且只能是官办、在城市里办，还容易脱离实际、远离乡村。特别是在科举制出现以后，各级官学很快成为其预备学校或附庸，这就使很多有识之士和广大科考无望的求学者萌生了自己办学的想法。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都对官方的教育机构不满，希望自己办的书院能像先秦诸子的私学那样形成自主学习、自由探究的氛围。

在唐五代至清末的1000余年间，书院发展的速度和覆盖面是令人惊叹的。据相关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书院就有7000余所，覆盖除西藏以外的各个地区，而且多建在边远的乡村地区。

与官学教育基本局限于文字、哲学、伦理、文学等领域不同，书院的讲学和研究基本没有禁忌，常会根据社会及地方的需要开展相关的教育或研究。与乡村和民族地区发展相关的内容有：乡约或族规、农业知识和技术、健康和医药知识，以及计算、水利、地理、历法、气象、土木建筑、军事技术、商业等一些地方性的知识和技术。而且，历史上还出现过具有实用倾向的事功学派、实学学派及相关书院。在学习内容和方法上，书院的灵活性和实用性都强于正统的官学，尤其适合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

因此，正规和高层级的官方教育一直未曾触达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边远乡村和民族地区，而书院却能在这些地方建立、延续，并使这些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发展，甚至创造了辉煌。唐末及十国时期的地方政权，多有兴办书院的经历；辽宋夏金元时期，以书院为中介，理学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儋州时，通过办书院传播文化、科技，为当地培育了第一代通过科举为官的人，促进了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的文明开化。清代大儒、川东兵备道陶澍，曾在重庆彭水的摩云书院撰联曰：“化雨无私，忆往岁踏雪过来，曾话春风一席；摩云有志，愿诸生凌霄直上，毋忘灯火三更。”在书院的支持下，民族地区学子与皇城内贵胄子弟所受的教育，在本质和水平上已无明显差别。

当然，开展高端教育的书院之所以能在乡村和民族地区大规模发展，也是因为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多方支持。除了历史悠久的家学和宗族办的蒙学、小学、义学（向本村、本族的少年儿童免费开放的学校）外，在元朝还出现了一种制度性的、非正规的大众教育模式——社学，是一种农村启蒙教育。在教育水平上，社学相当于传统小学，向上便可与同样位于乡村、覆盖面较大、学习内容广博且实用的书院衔接。

据《元史》及多种历史文献记载，当时由司农司而非国子监（典型的教育主管部门）主管的社学就有两万余所，覆盖面积广大的乡村地区。社学的教学内容虽也包括初级的识字读书，但主要通过口头讲解和在实践中操作指导进行教学，其运作形式很适合乡村的发展，与许多乡村的书院都能很好衔接。社学所教内容主要是与当地农业发展和百姓生活相关的知识或技能，涉及基本的伦理法律、基础的农学知识和技法等，也为此后乡村地方的自治和自主发展提供了文化教育方面的助力。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书院都是除地方官学之外，对文化传播与普及发挥巨大而深远作用的组织机构。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书院是创建“耕读传家”的高水准“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教育依托。

近代学制改革以后的街道社区书院与乡村书院建设

近代学制改革后，许多书院被各级各类西式的新学校取代，但还有一些书院仍在乡村与民族地区坚守并发展。当时乡村与民族地区的书院一部分是有条件的家族在祠堂里建的，也有一部分是学者在远离城镇的地方建设的。当时我党的革命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对于农民的教育也多采用传统社学和书院的形式。毛泽东主席不仅是这一探索的实践指导者，也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中国传统书院的价值进行了专门论述。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河北、山东、山西、江苏、广西等多地出现了多种乡村建设或改造的思潮和实验，代表人物有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雷沛鸿等。其中，梁漱溟先生曾在重庆的乡间创办勉仁书院，其他人创办的乡村学校虽不以“书院”相称，却与书院的本质特点接近，属于建在乡村、传授农业知识技能的非正规教育机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和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边远乡村、民族地区的正规学校教育还极为薄弱，能够坚守并得到当地民众倾力支持的，除了条件简陋的公立学校，还有发自民间且很不正规的私塾和书院。当时，书院门槛较低，不强调标准和条件，教学内容注重“因材施教”和“因地制宜”，即注重知识普及，注重传授与乡村生活、生产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这种教育形式能够得到民众支持，说明其具有教育成效，也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点也被中国教育史上的多次文化教育延续所证实。

民族地区的正规学校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且与城市的正规学校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当地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样得以传承。这一过程依托的主要是口耳相传、形象记忆、观察模仿、校正完善等非正规的“学习”。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苏东坡、王阳明、颜元等，都对乡村和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进行过重要的实践探索，其所依托的主要组织机构就是书院。

21世纪以来，与乡村教育和乡村整体发展相关的有益尝试很多，政府、企业和个人等都积极地参与进来。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乡村书院的复兴为乡村及民族地区提供的重要文化根基。下面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山东泗水的圣源书院，是政府牵头、各界支持新建，坐落于乡间的书院。最初的工作偏重于高端学术研究和相关交流。后响应国家号召而更加注重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儒学”推广，使当地的“三农”发展得到了文化支撑并实现了综合提升，受到农村民众的交口称赞。

福建厦门的街道社区书院是市政府推进的、面向基层社会的重要管理改革实验项目，覆盖辖区内多个街道，覆盖城市、乡村。这一举措使原先单一的基层行政管理机构演变成能被广泛认同和参与的“学习型”组织。辖区内的民众，包括市民、农民、渔民等，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国家的管理指令，还能享受免费的终身教育，也能更好地参与到社区良性发展的实践中来。特别是在支撑地方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这类方便、亲民的书院，不仅可以提供场地和各类资源，还能依据政策法律给予民众多方面的帮助。

江苏江阴多年前创办了建于乡村的江南书院，得到了著名学者钱逊、楼宇烈等的大力支持。在集合了全国丰富高端的文化学术资源的同时，也为乡村的科学文化发展及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该书院还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各类学术活动。

在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的乡村出现的“西柳书院群”等也令世人瞩目。它不仅吸引了京津冀地区的部分学者和文化教育机构入驻，盘活、改善了地方经济，也摸索出建设新农村和提升乡村文化品格的新途径、新模式。

这些乡村书院的建设，既解决了乡村的综合发展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城乡隔阂，并创造了适合中国乡村发展的文化教育模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正规中小学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资源和助力。

现阶段在乡村和民族地区办书院的创新之路

显而易见，新农村建设和民族地区发展需要不断提升质量、培养人才，不仅需要正规的学校教育进行支撑，还需要大量其他形式的教育给予扶助与配合。尤其在现阶段，在相对稳定的体制规范中，乡村和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需寻求适宜的改革之路。而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复兴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书院，是十分合理，也是切实可行的。书院既有政府的支持、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更有来自地方民众的需求作为呼应，属于一种亲民的、深入基层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发展形式。

根据中国书院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探索，在乡村和民族地区办书院，不必完全由政府负担，也不必仅关注学历或证书教育，而是可以借助现有的学校、房舍和地方的特色资源，将教育、人才培养与地方的综合发展融为一体，并为此搭建可供资源共享和发展共赢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资源可以聚集并产生效益，发展更有针对性和服务性，一些在固有的框架和体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会得到改善，也会有更多的资源和人才进入广大乡村和民族地区，参与到促进乡村和民族地区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单笑斐